正如灵活自如的运镜所暗示的，《雁南飞》告别了革命，却是通过一个苏维埃式战争影片的框架下进入了“后革命”语境，个人（心理）叙事“不合时宜”地取代了国家，群体叙事，又如同安东尼奥尼以及其他欧洲现代主义，空间的迷宫作为情感的主观评论而存在，而“二战”又对于刚刚过去的斯大林时代实现了某种对位。 关键性的两（三）幕：鲍里斯的倒下与维罗妮卡的新婚在一场转镜头下并置，以及维罗妮卡的两次逆行，构成了卡拉托佐夫影像中含蓄的文学质感。 另一方面，以拉康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则《雁南飞》构成了某种幽灵学，鲍里斯没有死，至少在维罗妮卡的象征界中，她在不停地延宕着那个决定性的时刻。 在战争结束后的车站，她分发着鲜花，如同将鲍里斯的尸体分送至世界各地，一个不再拥有灵魂的身体，以及空洞的情感替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