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节日》的大获成功之后，塔蒂在继续吸取美国肢体滑稽表演派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属于自己的电影语言体系，并将其独特的“异类化”秉性与不完整性借助更加精准且更显著的符号贯穿全片，使得观众透过人物动作转换成背后的发笑理念的过程被尽可能地简化，正是他的这种祛魅行为把于洛先生塑造成了一个“混乱状态形而上的体现” 巴赞认为整部电影是“在含义上相互关联而在戏剧性上各自独立的事件的串联”显然，影片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启发了我们如何表现运动的时间纬度，即通过制造一种环境秩序并在自然时间流逝中不断重复这种秩序，最后将主角以另一种与外界秩序相悖的时间流投入其中，以此完成对戏剧时间的提取以及喜剧秩序的构建。而影片中清晰可辨却空洞游离的音效进一步加深了两种秩序的碰撞，仿佛语言被剥夺了一切高雅的社会性共鸣，等待被我们再次呼唤